北京人头骨下落有哪些说法？

一、北京人头骨下落有哪些说法？

　　7种版本使历史扑朔迷离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在哪里？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不知所踪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到现在都未能如愿。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称的贾兰坡院士在内，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起的"世纪末大寻找"同样无果而终。

　　近日，随着北京市房山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谜的老话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北京人”也许已被毁坏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还存在世上？”面对晨报记者这样的询问，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主任杨海峰态度非常乐观，“我个人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应该不难寻找，因为现在距离失踪的时间并不长，找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据悉，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3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世，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再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

　　“我之所以认为它还在世，就是化石包装得相当考究。”杨海峰补充说，“即使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人看到，也不会轻易将其扔掉或毁坏。”他认为，根据中国古人类学家、最后一个见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讲述，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6层，而且由内到外相当仔细，即使装到两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也会上报的。

　　“我不敢，也不能随便下结论。”谈及化石的去向，88岁的胡承志态度却相当谨慎，“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推测化石的去向。”他表示，当时战争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可能保存下来，但对于几个死人骨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难说日军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对此，曾给父亲贾兰坡做了十年秘书的贾玉彰也持同样态度，表示不好对化石去向下结论。

　　“综合目前各种信息和线索，我认为，化石极有可能毁于战火了。”对此，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贾兰坡的学生陈淳说，“找到化石的希望应该比较渺茫。”在1998年，老师贾兰坡联合其他十余名院士发起“世纪末的大寻找”，但最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陈淳表示，从目前的资料判断，“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应该放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保险库，日军突然发动战争并占领医院，而化石根本没来得及运走，日军就在地下室将其毁掉了。另外，他还举例说，当时连协和医院的院长、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都被俘虏，连逃命都来不及，谁还能顾及化石呢。

　　化石埋在日坛公园

　　“那是1996年，有个日本老兵临死前，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称化石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这颗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谈及那次挖掘，贾玉彰回忆到，“开始大家都不信，但确实找到了那棵松树。”

　　1996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对埋藏区域进行了两次高密度电法、面波、多道浅层地震法的探测，并很快得出了结论，经过协商，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的协议。

　　“当时，专家们对于挖掘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挡，”贾玉彰说，“因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要找一找，所以没有对外声张。”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时，专家们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见有动土现象。根据这一情况，专家们经过商议，再往下挖一段，结果都是细黄砂岩。随后，再次扩大挖掘范围，仍未发现有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号上。”说起化石的去向，历史学者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据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华时，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

　　令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李树喜对媒体说，1996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打捞人员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我认为不大可能！”贾玉彰态度明确。他认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不过，这也是一个寻找线索。”他对晨报记者表示，“只是估计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逊总统”号上

　　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丢失在从北平到秦皇岛的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而“哈里逊总统”号由于受到日舰追逐，半途被击沉。

　　据说，1941年12月5日，带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专用列车前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

　　“哈里逊总统”号。当时，这艘船预定在12月8日到达秦皇岛码头。

　　“这艘船根本没到秦皇岛。”对此，陈淳教授坚定地表示。他说，“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港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搁浅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随后被日军击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号上

　　最近，浙江舟山传出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贾玉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年来从没有听说过该船，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可能。舟山当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调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头盖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军战俘的说法值得怀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营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中说，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告诉他，化石曾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

　　1971年10月21日，据护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执行人、美国医生费利说，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里的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

　　“后来，那里专门给我来过消息，说根本没有化石。”贾玉彰透露。据悉，旧时兵营已是几经易主，现属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后夷为平地改作了操场，在修大楼时连地基都挖开了，结果啥也没有。但贾玉彰表示，有一点可以确认，父亲贾兰坡也考证过，化石确实运到了该兵营。

　　化石在原美驻北平领事馆

　　据称，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教授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驻北平（北京）领事馆里。由于周国兴教授出国访问，此说暂未得到证实。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装好后，运到医院办公室就走了，此后他再也未见过。“至于以后怎么运，我并不清楚。”

　　据贾玉彰透露：“我父亲贾兰坡考证过，化石后来运到了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并从那里运到秦皇岛，但半路该部队被日军俘虏，化石从此不知下落。”“由此看来，化石还在美领事馆的说法也不可信。”

　　化石将运往美国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时刻，北京人头盖骨被发掘出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6年，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发现了三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运走前，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叹，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军队秘密押运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

　　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日军的反常行为

　　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审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我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十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一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儿给你留下了纸和笔，你写遗书吧。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那么轻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

　　再次发掘周口店

　　1949年9月，周口店的发掘者们在找寻不到化石的情况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弥补丢失的遗憾。而此时的周口店龙骨山已是长草没膝，荆棘丛生，到处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年的办公房屋荡然无存，满山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

　　发掘周口店的计划很快批了下来。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和技工们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来，在挖土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三颗牙齿，这是当时惟一在中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实标本。

　　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发掘，获得了两颗北京人牙齿和其他动物化石。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它们显然是属于同一个头骨。新发现的头骨碎片与1931年、1936年的第五号头骨的两块颞骨，拼合成一块比较完整的头盖骨。显然，它们属于同一个个体，这是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标本。

二、协和效应产生的原因？

协和效应的产生主要源于人们在做决策时，不仅仅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同时也会考虑过去已经投入的成本。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之为“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是指已经付出的时间、金钱、精力等成本，这些成本已经无法挽回，但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考虑这些已经付出的成本，从而影响自己的决策。

举个例子，比如你花了一笔钱购买了一部电影票，但是看了10分钟后发现这部电影并不好看，但是你可能会因为已经付出的电影票钱而选择继续看下去，而不是选择离开。这就是沉没成本在作祟，它会影响我们的决策，让我们做出不理性的选择。

协和效应则是指人们在面对两种或多种选择时，会因为沉没成本的存在而倾向于选择其中一种，即使这种选择并不一定是最优的。这种效应在很多场合都有所体现，比如购物时的价格心理、投资中的风险收益等等。

总的来说，协和效应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决策时对于过去已经付出的成本的考虑，这种考虑会让人们做出不理性的选择，从而影响最终的决策结果。因此，在做出决策时，应该尽可能理性地分析各种可能性和风险，避免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