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骥的故事？

我们也要搞卫星

1957 年，苏联相继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打开了通向宇宙的大门。社会主义的苏联能够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于资本主义的美国，令中国科学界大感振奋。

更令人激动的是，苏联捷报传来不久，毛泽东便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中科院，在钱学森等科学家的积极倡导下，“上天、入地、下海”的口号被喊了出来，其中的“上天”就是指要研制人造卫星。

作为一名“党内科学家”和空间物理研究所办公室的负责人，钱骥较早获悉了这项计划。为响应党组织的呼唤，钱骥立刻放弃已经小有所成的地震学研究，转而投向完全陌生的空间科技领域。到中科院召开专题座谈会时，他手头已经积累了不少文献资料。钱骥不仅在会上介绍了火箭与人造卫星的相关情况，还提出人造卫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从“任务带学科”这个角度考虑，其研发将会带动多种新兴技术发展。

同时，国务院也为人造卫星事宜召开了专门会议，责成中科院和国防部五院负责人张劲夫、钱学森和王铮组织有关专家拟定发展规划草案，钱骥亦参与其中。

草案出手，人造卫星研究即被列为中科院1958年的一项重大任务，代号就是“581”。“581” 组组长为钱学森，实际工作由赵九章、卫一清两位副组长负责，钱骥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和科技方面的主要助手。

当时，高、中级科研人员缺乏是困扰各个科研组织的最主要问题。由于全国都在落实十二年科学规划，各单位都亟须补充大学以上学历的研究人员，但刚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被分配到工农业生产单位，还有一部分被当作师资补充到高等院校，能落实到科研单位的合格人才少之又少。因此，国防尖端技术研究部门普遍采用从各部门抽调技术人员的做法。“581”组经过组织协调，从正在沧县和黄骅县农村下放劳动锻炼的队伍中挑选了 30 余名技术人员，工程师何正华就是其中一位。

何正华回忆：“见到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人事科长，他询问我的姓名后，立刻讲‘你不要走出去了，等人们都来后一起开会，讲重要事情’。看他态度很严肃，我莫名其妙。当被点名到会的干部来齐后，他讲明来意，宣布经中央同意调大家到中科院工作，任务十分紧急，且是机密性质，不能外传，要我们当天去北京不得拖延。”

在北京等待他的，正是钱骥。在何正华的启发下，钱骥的工作思路越来越清晰：人造卫星是一门“杂学”，必须打破以往调动单一学科力量的工作方式，建立各个学术领域融会贯通的系统总体，成立强有力的总体组进行统筹协调，使各部分先进技术都能体现在卫星研制中。观点很快变现，总体研究室被成立起来，由钱骥任室主任，统筹负责卫星、火箭头部总体设计以及卫星上天线、箭体天线、电源、结构、空间环境模拟设备等的研制。以此为起点，中国科学家正式开始探索“上天”的道路。

“‘581’的开拓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它的命运却一波三折。项目刚‘上马’不久，就面临‘下马’的窘境 。”杨照德回忆道。中国科学界和普通百姓对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认识比较简单，在各方面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贸然提出要放重型卫星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接着，全国各行各业都开始滥用“放卫星”一词，“放卫星”竟成了浮夸风、吹牛皮的同义词。

党中央很快意识到，放卫星绝非一蹴而就。邓小平、陈云下达指示：“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卫星还要搞，但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中科院党组根据中央精神，也提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等原则。“581” 组研究任务就这样从人造卫星转向了探空火箭。

三家拧成一股绳

“善于把握时机，是钱骥的一种生活智慧。” 杨照德说。

1960 年冬，中央发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在聂荣臻主持下，中科院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共同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确定了科学家的根本任务、基本方针等，使科学家得以拥有“大计划下的小自由”。随着为科学家“脱帽加冕”工作的进行，中国科学界有了几分春风拂面的气象。

钱骥抓住机会，立刻向竺可桢等人再次陈述卫星研究工作、特别是总体工作的意义，终使人造卫星技术预研工作顺利开展起来。1965 年前后，钱骥又协助赵九章上书中央，这一次，党中央终于对卫星上天作出批示。那年春节后的第二天晚上，钱骥等人便迫不及待地到赵九章家里聚会，想到多少年的梦想就要付诸实践，大家都兴奋极了。赵九章冷静后对大家说：“我们一直盼着的这一天终于要来到了，但是，发射卫星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要注意保密，要作为一条纪律不许外传。”

“581”组又忙碌了起来。这一次钱骥负责技术抓总，他将卫星绝密任务传达给总体组的业务骨干，对大家进行动员，并提出了设计原则。很快，报告、方案、设想接连出炉，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中国卫星研制计划终于再次起航，明确要在 1970 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任务临时代号沿用“581”（后改为 651），定为绝密级。

“581”组所有的成员都没有搞过卫星，制定研制方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要设计出合理方案，必须先对卫星重量等最基本的参数有所了解，这些信息又必须根据火箭的运载能力和卫星的具体任务来确定。然而，由于两弹相关工作都严格保密，别说“581”组成员，就连赵九章等科研带头人都对“两弹系”的火箭发展情况一概不清楚，只了解气象火箭的一些数据，不足以支撑研究。大家普遍感到，有关部门之间亟须进行必要的技术交底，“两弹一星”必须“三家拧成一股绳”。那么，怎么才能在保守国家机密的情况下顺利沟通科研信息呢？

钱骥的总体组再次发挥了作用。在与上级沟通、确定可获悉的秘密范围后，钱骥便经常率领总体组成员出入各个分系统研制单位了解情况，协调技术问题，召开技术协调会。在技术论证过程中，假如涉及到不易把握的武器保密问题，也由钱骥等负责同志研究处理。

通过在地球物理、天文、力学、自动化、生物领域中“穿针引线”，“581”组顺利确定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各分系统的组成方案，并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何正华等科研人员提出，要通过卫星发送《东方红》音乐。他们激情澎湃地解释道，在卫星上放音乐，采用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东方红音乐电台呼叫声，是个政治标志，全国公认、全球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