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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主意，三国时期的抢滩登陆，直接给曹魏来个釜底抽薪，那么吴国一统天下岂不美哉？
但是，诸位脑子都能想到的事儿，东吴孙仲谋底下那么多大脑袋瓜岂能想不到？他们老早就打起了从海上进攻曹魏的计划。
东吴的海上力量自然不在话下，中国自秦始皇时期海上行船能力就已经很不错了，要不然他岂能那么放心的放徐福带500童男童女东渡？到三国时期，中国沿海的海路贸易已经具备一定的繁荣，科技上对海船的制造也越来越熟稔；试想连小小日本的邪马台都能不断派人与魏国不断交流，那么以水军见长的吴国怎么可能差到哪儿去。
真实历史上的吴国水军其实相当强大，不仅已经应用了水密隔舱技术，甚至已经拥有了“海军”的构成。根据三国时吴国人康泰著的《吴时外国传》，吴国的七帆船甚至可以顺风开到“大秦”去，他与朱应更是受东吴派遣，坐海船前往了扶南（古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国家，与南海诸国交通往来。
而且东吴还有超越汉武帝时“三层楼船”的“五层楼船”，当年吴主孙权更是造有“飞云”、“盖海”、“长安”等楼船大舰，光“长安”一艘船就能“载坐直之士三千人”，相当有名。按《三国志》记载，赤壁大战后，周瑜将曹仁围在南郡，又分兵激战于夷陵，抢夺了曹军300匹军马，就是通过船运走的。
那么东吴利用了海上优势进攻曹魏了没有呢？不仅有，而且声势相当浩大，战略相当明确。东吴一方面派遣战船寻访台湾、日本，期望能抓取更多的人口，一方面与辽东的公孙渊势力相联合，寻求共同破曹的良机。
但是很可惜的是，孙权的大略几乎全部失败了，海上行船的艰险超出了那个时代的能力，东吴消耗了大量的兵员和财物却几乎一无所得，辽东势力也选择了与曹魏结盟。而寻访台湾、日本的舰队也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反倒损兵折将，仅仅在夷洲取得了“掠土人数千”的战绩。
黄龙初年时，孙权就已经准备派舰队出海寻找海外的岛屿，以求能掳得人口补充东吴的弱势。三国时期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中国人口数量骤减，因此孙权把快速充实国家的主意打到了海外，但此举受到了陆逊、全琮的反对：“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可以说这段文字完全叙述了孙权海上战略的问题。
孙权没有接受二人的反对，仍然于黄龙二年派出了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寻找亶州、夷洲。这次出航开始还顺利，他们跑到了夷洲（今台湾），在那里俘虏了数千土著居民。但随后往东寻找亶洲（日本）的旅途却是场死亡之旅，不仅没有到达日本，反倒“士卒疫死者十亡八九”，简直是入不敷出。黄龙三年，这支舰队返程后，孙权气急败坏的将卫温和诸葛直“违诏无功、下狱诛杀”了。
不过这似乎不能说明东吴没有真的到达日本，日本在同时代可以说掀起了一股“东吴风”，留下了不少来自东吴的文物，今天的和服都被称为“吴服”，东吴对日本的影响相当大。我们只能说，因为当时海上航行的危险性，导致孙权断绝了海外扩张或掳掠人口壮大自己的心思，因为这太不现实了，也不可能靠海外掳掠人口来扭转自己与曹魏的人口差别。
收敛了不切实际野心后的孙权，采取了更务实的思路面对问题，他开始继续通过海路的合纵连横来对付曹魏，东吴的舰队开始从江浙地区往北面扩张。可能因为当时的东吴确实在海上形成了称霸的局面，本来与孙家有斩使之仇的辽东公孙政权向孙权表达了结盟的善意，因此两家关系迅速回暖，东吴的航船也屡屡从曹魏的地盘突破到辽东。
按照《三国志·公孙度转》注引《魏略》的说法，东吴的海船是“越渡大海,多持货物,逛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简直是令曹魏不能忍也。
这边孙权也没闲着，在通过行商式的运行后，熟悉航线和沿岸态势的东吴又开始了大动作，孙权这次派出了周贺、裴潜率军通辽，舰队“浮舟数百”，相当下血本了。
嘿，你听听这名字，“赔钱”，不用说，老孙家又完了。魏国的汝南太守田豫这会儿正率着青州的兵马在暴打公孙渊，这田豫是谁？他早年跟刘备，后跟着公孙瓒，之后又跟着曹丞相打乌丸、破鲜卑，能让轲比能吐血的三国名将，智勇双全的牛人。
田豫一得知东吴的舰队来袭，立马来劲了，魏明帝让他撤军，他说这怕个鸟，吴人开船跑这么远总要回去的，到秋天会刮大风不利于行船，风高浪急他们肯定得找地方靠岸，呵呵！那咱就先找个好靠岸的地方埋伏起来。
田豫很老练的判断出东吴舰队会在成山靠岸，他让部队先在这里设下了埋伏，等到9月份，东吴的舰队浪够开始返航，果不其然他们遭遇了大风，许多船只纷纷触礁。余下的船只在成山靠岸，全成了魏军的刀下之鬼，连主将周贺都给斩了。
孙权差点吐血三升，本来有个大好的开头，却还没开始就又失败了。不甘心的他当然不会放弃勾连辽东这么好的机会，遂在嘉禾二年三月又新组了一支舰队出海。孙权偏执的拒绝了张昭等人的反对，让舰队带上了九锡、珍宝和使者，要封公孙渊做燕王。张昭说：“对公孙渊这人岂能当真？他也不配这么高的待遇呀，只需要派几百人去送个帖子给点好处就够了，他如果跟着魏国跑了，那咱吴国的使者危险不说，脸往哪放啊？”
结果孙权不仅不听，连剑都拔了，气得张昭称病不再上朝。孙权说你不上朝好啊，干脆拿土把他家门堵了，张昭一看大怒，更加对着干，自己在里面也搞土封起了门。
总之一场闹剧过后，孙权的第二次通辽舰队还是起航了，他们耗时三个月到达了旅顺。结果正如张昭所说，公孙渊不仅翻脸了，而且还斩杀了全部的吴军使节及将领，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中郎将万泰、校尉裴潜统统被砍了脑袋，船货和士卒被辽东军掳掠一空，被斩首的都有三百级，可谓全军覆没，那损失可比曹操的赤壁之战惨。之后公孙渊将东吴使节的人头送到洛阳，美滋滋的得了个曹魏的“乐浪公”封号。
此事搞得六十岁的孙权面如死灰，差点亲自带舰队出去找公孙渊拼个你死我活，被陆逊等人死死的劝住才作罢。之后他向张昭道了歉，又折腾了许久才平息这段败仗。再加上高句丽意外的进贡，这令孙权总算是心里能好受点。高句丽进贡了80匹马，装在船上运到了东吴，而孙权以皇帝身份册封了高句丽之王位宫为“单于”。
很快这个位宫又狠狠铲了孙权一巴掌，本来第一次与高句丽的外交就不情不愿刀光血影，第二次高句丽人直接二话没说将东吴使节剁了，脑袋送到幽州表功。
赤乌元年时（东吴年号换的忒勤），因为司马懿疯狂攻辽，憋不住的“乐浪公”公孙渊又舔着脸找东吴这“唯一外援”帮忙，吃了几次亏的孙权本想砍死公孙渊的使者，但他在权衡之下，依然决定与辽东结盟抗曹，很快便再次调动了舰队大军，准备跨海去帮助辽东对付魏国。
不过曹魏对此事看的相当透彻，魏明帝问臣下：“这孙权来帮辽东怎么办？司马懿会不会因为前后夹击被人搞死”。蒋济说：“连子弟发生危险都不动弹的人，怎可能会真的去帮再三羞辱过他的人呢？只是骗公孙渊的计谋罢了”。
孙权干了件什么事儿呢？他答应公孙渊答应的好好的，却只做样子，舰队动都没动，看着公孙渊被司马懿一下下捏死，一直等到司马懿打完辽东撤军，东吴的舰队这才跑出去捡便宜。再加上魏明帝这时候死了，魏国内部一派鸡飞狗跳，司马氏也急于干一些自保加夺权的勾当，东吴的趁火打劫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在。
首先遭殃的是旅顺口的牧羊城，吴军突然登岸，魏军留守的军队猝不及防，与吴军大战几合后不敌，让吴军上岸后很是掳掠了一番，拖走了大量人口。
令吴军始料不及的是，北方由于连年的征战，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司马懿对公孙渊的战斗，早就成为一片生灵涂炭的土地。不仅刮不出财富，残余的民众也是十不存一，所到之处尽是荒凉。再加上吴军与曹军的大战，人民纷纷逃难而去，哪里还值得打？曹丞相所说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正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现实写照。
而且三国的军队存在很严重的行军问题，在交通不发达的地带根本无法完成登陆后的长距离作战，这就注定了东吴的舰船只能是骚扰下沿海的地方，同时还得担心气候及沿岸驻军的打击，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在海上战略失败后，孙权很现实的绝了这种心思，毕竟海上行动投出去的钱力是巨大的，有公孙渊在，他们还能通过辽东购置马匹、奴隶，甚至以海贸来富强自身。但辽东和高句丽两条路破灭后，即便能对这些地区存在沿岸控制，吴军也丧失了其海权能带来的利益。
之后孙权将力量用在了对安徽一线的突破上，他不仅亲征了合肥，还派诸葛恪攻打了六安，但最终都没有取得真正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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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长江航运生产逆市上扬，实现干线货物通过量30.6亿吨，同比增长超4.4%，再创历史新高。这是记者从29日召开的2021年长江航务管理工作会上获悉的。
据介绍，长江干线货船平均吨位由2019年的1880吨提升至2020年的1960吨，其中三峡过闸船舶平均吨位达4680吨，长江航运运输结构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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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变化很多:
1492年，明弘治五年，皇帝为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年间，明朝政治清明，经济持续发展，史称弘治中兴。
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
明代，自开国之初，就开始严格限制海外贸易，严格海禁，“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七年正月甲寅）”大运河开通后，并废海运漕粮。虽然设了广州，宁波，泉州等市舶司，但实行的是朝贡贸易。对外方来使发给凭证，限两三年以至更长时间来华一次，须在港口堪合凭证，所有商货运京师开市。永乐以后，仍是以禁为主，即使是郑和七下西洋，也没有扩张外贸的意思。到隆庆初（1567），始“除贩夷之律”，而仍有不少限制。所幸这些政策实际上没有禁绝私人的海上贸易，当然，这种政策下，外贸要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
明代的外贸中心是福建，外贸对象则主要是南洋，次为日本。明廷禁通日本又甚于南洋。福建的关税收入，万历初年只有两万两，崇祯最高时也不过五六万两，而南宋绍兴十年（1140）广州市舶司的税收达110万贯。海禁之害，于此可见。（数据来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至于贸易量，只有粗略的估计，据（美）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 》估计， 中国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 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据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原因及历史后果》一文估计，从隆庆五年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仅通过中国-吕宋一墨西哥这条太平洋“大帆船贸易”路线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就不下6000万比索，折合成库平银当在4000万两以上。
海外贸易的结果是大量白银从美洲，从日本，以及欧洲流入中国。学者李隆生根据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和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的不同估计，取了一个平均值。最后得到估计如下：“若取各家平均，则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亿2500万两，合计2亿9500万两。所以，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 《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把吨换算成两，这就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流入中国，如果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仍旧按照1亿7000万两计算，则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以上。
当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白银流人中国后，运出去的却是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也就是说，明朝的海外贸易，卖出去的是各种产品货物，买进来的货物寥寥，得到的只是白银等贵金属。可以说，这几乎是一种单方面的货物贸易。所以才有如此之多的白银流入。面对中国，西班牙乃至于日本，拿不出来什么有竞争力或者为中国所需的产品或者货物，有的只有白银，只有拿白银这种硬通货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中国产品和货物。
清代最初严厉禁海，平定三藩之乱收回台湾之后，于1684年开海禁，指定澳门，漳州，宁波（后移定海），江南云台山四处为外贸口岸。期间，于1717——1727年禁止对南洋的贸易。到1757年，又改为广州一口通商，封闭其他三个口岸。清随明制，也是限制对外贸易，主要有这么几项：限制通使；歧视出海华商；限制商船规模；限制出口商品；严管来华外商。只是在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下，非但外国人来华贸易无法完全禁止，中国的海商也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南洋一带开拓了事业，要禁止他们出海是不可能的。清朝的限制，主要原因有二：一，防止反清势力与外人勾结；二，认为出口原来国内流通的商品，会使国内匮乏，动摇国内市场。但又认为进口品对国内供应干扰不大，所以对进口无所限制。
据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一文说： “康熙开海之初，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日益增多。如到东洋日本的中国商船，据长崎交易所的记录统计，1684年为26艘，此后5年间直线上升，1688年达到194艘，增加6倍半。1689年日本颁布“亨贞令”对中国赴日商船加以种种限制以后，赴日船只有所减少，但仍较明末为多。亨贞令以后的赴日中国商船数，据统计，1689—1711年的23年间，总计1791艘，年均约78艘。明末赴日中国商船数，1634—1644年间，年均57艘。到南洋各地的中国商船更多。据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皇帝说，“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虽然不是确数，但可见其多。”
据铁血网友精灵小田的贴文《论清代并没有“闭关锁国”—由清前期海外贸易谈起》说：
“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29—1756年)四海关贸易的商品流通量，除了江海关因只有两年的数字，表现下降外，其他三海关贸易总值均呈增长趋势。以隆乾二十一年(1756)各海关的贸易总值而言，粤海关比雍正七年(1729)增长44％；闽海关比乾隆五年(1740)增长29％；浙海关比乾隆元年(1736)增长22％。这大体上可以反映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趋势。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粤海关在80年间贸易总额是不断增长的．总值估计为42亿2716万8950两，比乾隆二十二年以前四海关贸易的总值4亿0821万5787两，增长10倍以上。如果把厦门、宁波等港口的贸易额也统计在内，增长还要多。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实行开海设关、严格管理海外贸易的政策之后，虽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闽、浙、江三海关贸易的阻碍和影响，但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未因此停顿或萎缩，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势头向前发展，其规模和贸易总值远远超越前代，达到了新的高度。乾隆十年(1745)四港贸易总值达到3657万1777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粤海关一处的贸易而言，雍正七年(1729)的贸易值为1110万5800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也增长10。1倍。”
明清两代数字的比较与分析
我们在这里无从得知明清两代的海外贸易的具体的统计数字，如果《洪业：清朝开国史》和《晚明社会变迁》一书的估算准确的话，明代每年流入的白银将大大多于清代的水平。这里，二者都认为，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左右。而后文中，1770——183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共合5亿元左右，我们都知道，银元折合库平银约七钱二分，5亿元折合银两约3.6亿两（1斤=16两，1两=10钱，1钱=10分），那这个5亿元就远远的不及明代的5亿两了。但这只是流入中国的银子数量的比较，换言之，只是出超数字的比较，还不是贸易量的比较。
如前文所言，明代的巨量白银流入，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贸易方式所决定的。白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货物”被中国的商船从日本或者马尼拉用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货物交换回来，或者是西方的商船运进这种“通货”用以交换中国的商品。在这种情形之下，流入的白银量之大，就不难理解。而在清代，海外贸易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海外的产品的需求也有所增大，基本上改变了明代以来的单方面货物贸易的情形。由于西方大国关系的转变和殖民地的扩张和发展，也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工场生产的发达和工业革命的促进，清代尤其是中后期，外贸对象由西葡荷转为了英美，英国的工业品陆续来华，虽然量不大，主要是一些毛织品和金属品。
明清两代在中国的海外贸易中，之所以一直不能掌握主动权，其主要原因就是朝廷的限制措施。而这个限制的思维则直接导致中国海军的沦落。就是在中国海军最骄傲的时代的郑和船队，也没有保护和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使命。反之，他的使命中，倒是有劝谕华人回归的一项。当然，郑和的航海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
郑和之后中国在海上的唯一强大时期就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集团强大的时期，证明发展海权一定要结合发展海上贸易，象郑和船队一样单纯的宣国威于海上必然不能持久。明清两代的海上衰弱，主要原因还是没有认识到海上贸易对国家的重要性。没有保护和开拓海上贸易的认识和需求，自然没有发展海上武力的动力。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统治者认为当时简陋的海防已经足够，就不足为奇了。
清代一直视出海的国人为防范的对象，视其为“不安本分之人”，规定“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这样就是出洋的商民和寓居海外的商民失去了本国政府的保护。在明清时代，东南亚屡次发生屠杀华人华侨事件，明廷清廷都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还认为他们是“自弃于化外”的“本应正法之人”，说他们“孽由自取”，对他们持遗弃态度。这样的观点和政策，自然视发展海军为无用，而西方殖民实力在东南亚的加强，使清代再没有发展出象郑芝龙那样的民间海上势力。
这样的朝廷的水师，当西方在东方海面终于积聚起足以挑战这个东方大国的海上实力之时，只靠着“狗血”迎敌的帝国船队只有束手待毙，而我们强大了千年的中华上国，终于第一次遇到了他不可能战胜的力量。
明代在隆庆年间，深悉地方民情的海澄县令罗青霄，目睹民间从事海外贸易的实况，吁请开海禁，福建巡抚涂泽民上奏朝廷获得批准，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开港，“准贩东西二洋”，唯前往日本经商仍在禁止之列。然而开放民间海禁的好景并不长。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海防吃紧，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日本自朝鲜退兵，明廷才于次年二月复开市舶于福建(论者以为此间海禁为时仅一年，不确)，东西两洋贸易方又为合法，而对日贸易仍行禁止。万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废弛，海道不靖，随着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先后东来，横行海上，劫夺船货，明廷又出于海防安全考虑，第三次禁海。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福建巡按御史赵荫昌请“禁洋(舟工)下海”，令有司定议。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给事中傅元初代表福建公论上奏，请求朝廷下令福建地方讨论是否应该重行开海征税，未有结果。上述明朝海禁和开海的反复过程，从未见人叙述其详。如此算来，明廷自隆庆年间的开海禁，实际上前后不到五十年。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贸易的兴盛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就在明廷海禁政策的控制下和欧人东来的干扰下，再次步入海外贸易的萧条境地。
因明朝官方船队80年来不再西行，而私人海商出海被严厉禁止，波斯湾－印度洋－南洋的海外贸易主动权渐被葡人掌握。
1510年，果阿落入葡人手中。
1511年，中国的重要藩国、郑和下西洋时的海外基地－马六甲失陷于葡人。从此葡人掌握了马六甲以西的海外贸易主动权，中国丧失自宋元以来的传统优势地位。
1603年，马尼拉发生大仓山惨案，华侨死难25000人。西班牙人恐中国报复，遂派专使前来解释。福建巡抚徐学聚接上谕后答复（录自菲律宾总督Don Pedro deAcuna：《China Review》 Vol7,No4 P251-253）：“屠杀华人一事，可勿视为重要，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屠杀华人一节，决不兴师问罪......在境华人，固多系不良之徒，亦勿容怜爱。”
1639年，马尼拉再次屠杀华侨20000人，明廷以“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弃之无所可惜”为由拒绝干涉。这与后来乾隆帝的答复异曲同工。
林仁川先生根据国外有关史料，作了估计工作。其中1641年6、7两个月，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诸多货物中有白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1641年，销往日本长崎的各种糖5726500斤，1644年为1417550斤，1645年为3377900斤。
--------------------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三章
在魏斐德的《洪业 清朝开国史》中是这样表述的：
“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 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 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 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 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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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被称为“黄金水道”的主要原因是“航运价值高"。具体原因如下：
1.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加之长江沿线的航道不断得到整治，进入21世纪，长江航运发展迅猛，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运量最大、航运最繁忙的通航河流。
2.长江航运在港口吞吐能力、船舶运力、安全保障等几个方面也取得了重大发展和新突破。长江一年四季不冻，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3.长江流域内共有通航河流3600多条，总计通航里程约7×10km（其中，0.7m以上水深的等级航5.7×10km），占全国内河通航里程的70%，各项运网密度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运网密度每万人高于全国平均50%，运网密度每100km为全国平均的3倍多，综合密度和经济相关密度也在全国平均2倍以上，显示出长江水系航运网的优势和在全国内河航道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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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对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长江经济带发展首先的总体思路是“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首先，长江为长江经济带带来了交通便利，沿江城市群依江而建，水运通过长江把几个城市串联在一起，其次，长江沿江利用水力建起了发电站，为沿江城市，乡村提供了发展能源，另外，长江作为母亲河，为沿江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水利保障。长江对长江经济建设的好处，无处不在。
10. 长江水运物流
长江游泳是非常危险的。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江河，流域面积最大，流量也是最大的。长江游泳的危险性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长江的水流比较急，一般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夏天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