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造船业第三个高峰期
唐中叶以后，由于怛罗斯战役的失利（751）与四年之后安史之乱（755）使得路上丝绸之路无以为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向东南沿海转移。同时和中国争夺路上丝绸之路的大食人也将他主导的中古航线推到中国东南沿海。在这样的情况下，联接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当时的唐朝对外贸易的有三大港口分别是扬州、福州、广州。
中国东南沿海成为了构成中古世界海洋经贸交通与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当时唐代设立市舶使，标志着中古大陆在传统陆域经济之外，有了海洋经济的添加，在这样一种条件变化之下中国海商群里开始崛起。
从海洋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宋代提出了“开洋裕国”宋代中央政府开始调整国策，重视海洋贸易。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地转向海洋。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将两宋统治者的目光吸引至大海上，中国的海洋文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代开国初年，便十分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北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于广州设置市舶司；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宋徽宗诏令在杭州设置市舶司；北宋元右二年（1087年）在泉州等地也设立市舶司。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朝廷派内侍到海外招徕贡市贸易，希望能招来更多的海外蕃商到中国贸易。宋朝制度比较合理税收制度，贸易法度严明，有力地保护商人的利益，不仅培养了本土的海商而且来华外商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从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发展和繁荣。
在世界的历史上，元朝的版图扩张到了整个欧亚大陆，在这样的情况下，打破了阿拉伯人作为中国和欧洲贸易的中介，为欧洲人到中国来寻找才是埋下了伏笔。除此之外元代对北方海洋港口的建立有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当时的元大都对于南方的日用品的需求，在路上上难以满足，所以开通了离当时元大都最近的天津港。天津就是顺着海河发展起来的。
在朝廷和民间的共同的努力之下，使得宋元时期出现繁荣额海外贸易，进一步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主导了印度洋以东、太平洋西岸沿岸地区的国际贸易，唐宋元时期迎中国海洋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唐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发展和当时的造船技术史分不开的，自中唐之后，随着航海与外贸的发展，福州、泉州已经成了造船业的重要基地。唐代高僧鉴真最终在福州买船，才得以东渡日本，可见当时福州的造船业已经闻名海外，具有很强的远航能力。宋朝官员吕颐浩认为：“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可见，当时“福船”的影响力。
各地个体的、零散的在海上进行贸易的活动好早就已经出现，海商作为群里的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代表中华文明，在世界的舞台之间进行交互是在唐朝。宋代时期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海商向外扩展，阿拉伯商人的本人化是在宋朝开始的。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海商群体是闽商，闽商出现在唐代中后期，并随着宋元的国家海洋政策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2. 造船业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
我国幅员辽阔，内陆江河纵横，湖泽棋布，数千里海岸线绵延围绕。为了征服江海，造福人类，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造和发展了造船和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举世闻名，当时的造船技术之高举世公认。其实，中国古代造船业的繁盛，明代并不是起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的中国造船史不少于七千年。而从秦汉到明初的千余年时间内，我国造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春秋战国
舟战推高古代造船技术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较大的诸侯国有力量以武力兼并他国，开拓疆土。据《左传》《国语》记载，楚、吴、越等国地处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这些区域经常发生水战，这些诸侯国也大规模制造军舟运用于战争。
当时长江流域各国用于水上攻伐的战船图像，被战国初年的人们绘铸在青铜器上并保留下来。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镶错图像铜壶”和河南汲县发掘出的“水陆攻战铜鉴”，以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宴乐射猎铜壶”等，都形象逼真地绘画着春秋时期的战船图形，并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激烈的水战场面，嵌错铜壶描绘的两层甲战船，上层载水战士卒，挥戈射箭奋战。下层居划船水手，奋力挥划长桨，向敌船冲击。这是春秋时常见的战船。
自楚康王十一年到楚昭王十二年的66年间，楚国六次派出大批战舰向邻国发动大规模的水上战争，这已充分地显示了他们的造船实力。在楚国与吴国多次水上较量中，楚国胜多败少，表明楚国的战船已具有航速较高、性能较好、结构牢固、战用装置先进以及战斗能力强等优势。他们建造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多种类型。
吴国是一个以舟立国的方国，无论是保卫本土，还是向外开拓地盘，都必须借助大量舟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楚吴之间战争不断，吴国也因此大力建造舰船。吴王僚在位时建造的“艅艎”大舰，体形宽大，首尾高耸，是这一时期型制最大的水战指挥舰。阖闾掌政时期，在伍子胥的指导下，吴国也建造出“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战船。
吴国建造战船的技术先进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种战舰的不同用途，来设计其不同的大小、形制与长宽比例。
吴国勾践在位时，越国已经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造船工厂和专门从事伐木与造船的工匠。公元前494年，勾践败给夫差以后，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国大计。他卧薪尝胆，奋发图强，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国家。其间，他深感于越国水师力量薄弱，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心大造战船，加紧训练舟师习流（水军），以实现灭吴复仇的大志。
这一时期，舟师水军已成为流域各大国显示军事实力的重要武装力量。先进的造船技艺首先被用于军舟的建造之中，大型战舰往往被看作具有威慑力量的战略装备。水战的胜败，也往往与各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所掌握的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有关。
秦汉时期
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朝至汉朝这段时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医、天、算等四大学科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造船业、航海业的发展和水师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时出现了我国造船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秦代的造船，继承和发展了巴蜀地区以及以前各诸侯国家发达的造船业。秦始皇非常重视航运业，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开始筑弛道，整治全国各江河水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使水上交通四通八达；为统一和开发岭南地区，花了五年时间开凿了沟通湘江和漓江的人工运河——灵渠，它“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由此可知秦代已能造载重50吨左右的船舶了。
1974年，考古人员在广州发掘出一处造船工场遗址。其中心有三个平行排的船台和一个木料加工场地。船台与滑道相结合，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木墩与滑板不固定，滑道宽距根据不同需要可宽可窄。
滑板上平置两行承受船体的木墩，共有13对，两两相对排列，高约1米，正好适应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工作需求。这种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已和现代船厂的船台、滑道下水的原理一致。从较大的二号船台推算，该工场可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
到了汉代，农业发展促进了冶铁、煮盐、丝绸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水运的需要和水师的强大，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造船业随之兴旺起来。《汉书》记载，汉代名将马援曾率领过配备二千余艘船的庞大海上船队。
《太平御览》说，汉武帝时有一种称为“豫章”的大船，船上有宫室。这段记载说明当时有些船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东汉末年刘熙所著《释名》书中也提到，汉代的大船有好几层，第一层称为“庐”，第二层称为“飞庐”，最高的一层称“爵室”。汉代造的船不但体积大，而且种类多，仅战船就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舰）、“赤马”（快船）等等。
西汉时期，造船中心就有数十处之多。主要在长安，雒阳（今洛阳东）、巴蜀（今四川）、长沙、洞庭湖一带，庐江郡（今安徽省庐江县一带）、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市），长江口附近的吴（今苏州市）、会稽（今绍兴市），还有福州、番禺（今广州市）等地。
当时已能按照不同需要，造出多种类型的客船、货船和战船。客、货船中有龙舟、酒肪、舸、艇、轻舟之分；战船中更有楼船、斗舰、艨、桥船、戈船、赤马、斥候之別。船舶建造趋于专业化，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我国的木帆船制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那种在甲板上建数重楼的大楼船，船体雄伟坚固，能在海上抗风斗浪；帆、舵、锚等船用设备也已齐全。
这个时候出现了能使前侧风平衡的纵帆。这种我国独创的纵帆，性能优良，操作简便。
它的出现，在帆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帆从只能顺风时使用的辅助地位，变为能适应不同风向，基本取代人力推进的主导地位，为船舶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宋元明
造船水平世界领先
充分而灵巧地利用风力，是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正因为有着高超的造船工艺，唐朝时沿海一带造船业发展迅速，有私营的世代造船的船厂，亦有官营的造船厂，技术工人分工细致，所有用料皆有政府部门组织。唐贞观年间，攻打高句丽，李世民派遣了几百艘战舰，数万士兵，这样规模的海战，没有强大的船舶制造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到了宋代，中国海船已能横渡大西洋，开辟了直达东非的航线。《宋书》记载了当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盛况。南宋时，仅海关税收即年达20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可以想象当时航海事业之兴盛。元代，泉州港成为最大的外贸中心，拥有海船多达1万5千多艘。指引船舶进出港口的六胜塔，至今还屹立在泉州海岸。
明代郑和于1405年首次远航“西洋”，比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89年）早84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到印度（1497年）早92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早87年，比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年—1522年）早一百多年。郑和的确是世界大规模航海事业的先驱，他的成功表明，直到15世纪，中国的航海事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1957年在南京宝船场遗址出土一个全长11米以上的巨型舵杆，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
从公元1405年开始，郑和第一次奉命出海，首次出去带领的船队规模就达到了200余艘，这些船根据规模、作用和载重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大的船只被称为“宝船”，长度为151米，宽度为60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承载的重量高达800吨，能够同时容纳上千人，而这种“宝船”在船队中就有60多艘，占到了三成以上的比例，此外船队中还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在船队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
光是有庞大的船队还不足以在变化多测的海上航行，精确的航线和航海技术是船队必需的。郑和船队掌握了天文定位和罗盘技术，这在当时称为“牵星术”，能够非常精准的定位船队的航行方位，也被认为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航行水平，郑和的船队出海到达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的很多岛屿，甚至有人推测美洲大陆也是明朝的船队最先发现的，直到现在东南亚的科伦坡博物馆还保管着当年明朝船队在这里拜访时，留下的纪念碑刻等大量物证。
3. 我国造船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秦汉时期，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峰。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南方的战争中组织过一支能运输50万石粮食的大船队。据古书记载，秦始皇曾派大将率领用楼船组成的舰队攻打楚国。
统一中国后，他又几次大规模巡行，乘船在内河游弋或到海上航行。
4. 造船业的第三个高峰期
明代是我国造船史上的第三次高峰，最能反映明代造船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当属郑和所乘坐的宝船。大型宝船长约150米，阔约60米。据推测，郑和每次出洋的船舶数量当在100艘以上。
5. 造船业第三个高峰期是几号
我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候，我们的祖先从古猿进化而来，学会了制造工具，随后就在狩猎谋生活动中，开始了有目的地进行运输和信息传递的活动。最原始的运输方式是手提、头顶、肩挑、背扛；最原始的信息传递方式是呼叫、打手势。那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出现了分工，开始了产品交换，产生了局部范围内的小量运输。后来出现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产生了货币，商品交换量迅速增加，运输的范围和数量也相应地不断扩大和增加。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逐渐形成了专门从事运送旅客和货物的运输业和专门传递信息的邮电业。
当交通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门行业之后，古代运输业、邮电业的内容和方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运输业从古代的人力拖拽到今天的航空运输，邮电业从古代的烽火报警到今天的卫星通信，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具体来说我国古代交通事业的发展过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末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先秦时期，我国古代交通初具规模。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我国古代交通已有所发展。根据甲骨文、金文、出土实物及古籍记载，商朝不仅有了“车马”、“步辇”和“舟船”等交通工具，而且开始建立“驲〔ri日〕传”制度，进行有组织的通信活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又修筑了许多通行战车的道路。中原各国陆路交通纵横交错，还沿途设立了“驲置”，即驿站。水路交通不仅利用长江、淮河和黄河等天然河道，而且相继开凿了胥河、邗〔han寒〕沟、菏水和鸿沟等人工运河。
秦汉时期，水陆交通形成全国网络。全国性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车同轨”的法令，把过去杂乱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联结，建成遍及全国的驰道，车辆可以畅行各地。同时又设置驿道，颁布有关邮驿的法令，建立起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邮传系统。汉朝开辟了经西域通往西方的道路“丝绸之路”。汉朝在秦朝原有道路的基础上，继续扩建延伸发展了以京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交通网。秦汉时期水运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秦朝挖掘的灵渠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汉朝则开辟了沟通世界两大帝国——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的海上航线。
隋唐时期，我国水陆交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隋朝时完成了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工程，这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唐朝时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开辟了新的海上航线，加强了东西方的交流和联系。唐朝京都长安发展为国内外交通的重要枢纽和中心，变成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唐朝在各水陆要道上，广设馆驿，每30里一驿，构成了以京都长安为中心、遍布于全国的驿路系统。条条大路通向长安。
宋元时期，古代交通进入鼎盛时期。宋朝将指南针应用到海船上，使航海技术大大提高。宋朝已把帆船作为海上交通的重要工具，从广州、泉州等地出航东南亚、印度洋以至波斯湾。元朝沿海航运事业最发达。元朝除继续开挖运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外，又开辟了以海运为主的漕运路线，从海上最多时年运粮达360万石。元朝的幅员之大，盛于前代；驿路分布之广，也为前代所不及。在全国水陆通道上，遍设站赤(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通向全国及至境外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
明清时期，我国古代交通日趋衰落。明代造船业的规模最大，出现了造船高峰。这一时期在交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先后七次渡洋远航，把我国古代航海活动推向了顶峰。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明清两朝相继实行了海禁，航海事业从此就一蹶不振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纷纷侵入，近代交通工具火车、轮船和汽车相继兴起，铁路、航线和公路不断开辟，遂使我国以帆船为主要工具的古代水上运输业，以畜力车、人力车为主要工具的古代陆路运输业和以邮驿为主要方式的古代邮政通信业，日趋衰落并逐步废弃。
6. 造船第二个高峰期
在明成祖鼎盛时期的1420年，明王朝拥有3800艘船，其中1350艘巡船，1350艘战船，以及驻扎在南京新江口基地的400艘大船和400艘运粮漕船，其中250艘是远洋宝船，此外还拥有大量护洋巡江的警戒执法船和传令船，威名远扬的郑和船队实际上只是强大的明帝国海军的一支海上机动舰队而已。
明朝初年曾出现造船的第一次高峰期，史书曾多次记载明朝积极充实军备、建造战船，仅沿海一带的战船就有五千艘左右，如果加上沿江临河的战船，明朝的战船总数就更多了。明朝中叶，为了抵御倭寇，掀起了第二次大规模建造战船的高潮。明朝战船种类极多，除了前代已有的战船，如楼船、蒙冲、斗舰、海鹘、走舸、游艇等外，还有四百料战座船、四百料巡座船、九江式哨船、划船等。明代的海战很早就进入了近代的模式。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
郑和、陈璘算是名将。
7. 我国船业造船的第三个高峰时期
促使宋代成为海上商业帝国的第三个因素就是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宋代的造船业是中国帝制社会的第二个高峰，它的造船技术在当时远远居于世界前列。
宋代的造船坊可造五千料的大船，载重量可达数万斛，而且船只速度快，船身稳，能调节航向。
并且由于宋代船只选材优良，制造工艺精湛，结构合理，船体坚牢，因此即使是小一些的船只也能够驰骋在海上，再加上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这些都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前提和保障，所以两宋时期开启了一个航海的大时代。
8. 造船业第三个高峰期是什么
一、隋唐以前中国海员体系的初步确立
（一）早期海员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
1．隋唐以前水上交通的发展。
水上交通的发展是海员发展的基本背景，以漕运和海贸两条线进行介绍：从秦代“飞刍挽粟”到汉代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和繁荣，内河船员渐成体系；从商、周时期海外贸易的探索到秦汉远洋航路的开辟，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与海外邻国的交往，以至隋唐海上航线的确立，初步形成近海远洋船员体系。
2．航海工具的制造及演进
航海工具的演进和造船技术的进步是海员发展的基础条件，从原始社会的独木舟，到春秋战国时期大型帆船的产生，从秦汉时期的高大楼船到隋唐海船的世界领先，造船规模逐步扩大，航海工具愈加先进，船员需求量急遽增加，同时分工也愈加明确，为船员队伍的壮大创造了条件。
3．航海技术的积累与进步
从导航技术角度来说，虽然此阶段处于模糊航海阶段，但随着天文、地文、水文航海术的逐步成熟以及相关知识的不断积累与总结，航海区域逐步扩大，以导航为职责的技术性船员得以从一般船员中分离，并且作用愈加重要，航海技术的积累与进步成为中国海员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二）传统海员体系的初步确立
1．最早的船艺与船员。
早期的船舶是以人力为动力的，划桨、撑篙、拉纤、使帆、操舵等原始船艺是船舶得以行进的主要手段，并由此产生了最早的船员。
2．船舶操驾人员的明确分工。
随着航海工具及造船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原始船艺的基础上，船舶操驾技术不断增加和更新，因此船员的分工也更加明确。以《太平御览》载战国时期吴国大翼战船船员的分工为例，已“战士”“棹”“舳舻”“操长钩矛斧者”“吏仆射长”等职事。
3．海员职业体系的逐步形成。
从原始社会到隋唐时期，传统帆船时代海员体系的重要构成角色——海师、篙工、楫手、舵手等的发展历程。
（三）模糊航海时代中国海员的航海活动
在模糊航海时代中国船员所创造的辉煌业绩，突出体现了早期船员在技术保障尚属薄弱的条件下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
1．海外移民。原始先民移居南太平洋岛屿、殷人航渡美洲、徐福东渡日本。
2．海外经略。战国越人横渡台湾、秦皇汉武巡游东海、隋朝陈棱击流求。
3．海外交往。三国朱应、康泰出使南洋、唐代鉴真东渡等。
4．海上起义。西汉吕母起义、东汉张伯路起义、东晋孙恩、卢循起义等，同时反映了民间航海及船员的发展。
二、宋元时期中国海员的职业发展与细化
（一）海员职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1．海外贸易的繁荣。
宋元政府制定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政策与法律，设立市舶机构专门管理海外贸易，自此开始，中国帆船遍及海外，“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海员不仅数量上急遽增加，而且其职业得以发展和细化。
2．内河航运的发达。
宋代的内河纲运在唐代转般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直达纲，内河航运十分发达。
3．元代海漕的开拓。
元代海漕的开拓是对传统内河漕运的一次大变革，近海运输方式产生了一批海漕船员。
4．造船技术的精进。
宋元船舶工艺先进，结构复杂，体势庞大，较之前代需要船员更多，分工更细。
5．航海技术的突破性提高。
航海罗盘的应用使中国古代航海由模糊阶段迈进到定量阶段，航行区域更远，安全性大幅提高，中国船员的影响和作用更大。
（二）以海贸和漕运为中心的海员职业细化
1．宋代海外贸易船员。
以纲首、副刚、杂事、火长为中心，分为贸易业务和操船业务两类，船员的来源渠道多样，“入股”的雇募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利益团体，有利于船员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2．宋代河运船员。
低级官吏统领下的民运体系，梢工、槔手、招头共同担责，并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3．元代远洋船员。
与宋代海贸船员体系相承，并且有所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海员职事，奠定了古代船员体系的基础。
4．元代海漕船员。
征租民船与官督私运，产生了一批半职业漕运船员。
（三）宋元时期的航海成就及主要航海人物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航海的第一个高峰，不仅内河航运发达，更为重要的是海上贸易繁盛，主要的航海人物和海员在创造这些航海成就时的重要作用。包括：
1．两宋与高丽的海上交往。
2．宋元与日本的海上交往。
3．宋元远洋航线的开辟。
4．宋元主要航海人物：徐兢奉使高丽，朱清、张瑄开海漕，殷明略开新航路，亦黑迷失下南洋等。
三、明清（中前期）中国传统帆船海员体系的完善
（一）明前期航海事业的空前繁荣
1．造船业兴盛与航海技术精进。
明初航海事业达到顶峰的背景因素，官营船厂遍及全国濒海临江处，仅南京一地就有宝船厂、黄船厂、龙江船厂、马船厂、快船厂等，船舶种类齐全，工艺先进。
2．明初航海壮举——郑和下西洋。
突出郑和下西洋这一航海壮举中船员的作用和价值。
3．郑和船队的船员及管理。
郑和下西洋船队船员数量；船员建制与构成；船员分工及管理；郑和下西洋对船员体系完善的贡献。
（二）“禁海”政策下明代海员的发展
1．“禁海”政策对民间航海的影响与限制。
朱元璋的“罢市舶、申海禁”；朱棣在筹备官方航海的同时对民间航海“遵洪武事例禁治”；从正统初年到正德五年的“禁、开”摇摆；从正德六年到嘉靖末以防倭为由的严格海禁；隆庆有限的开禁。
2．走私贸易与海商集团的形成与壮大。
小规模的散商与大规模的走私集团；汪直、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郑芝龙等代表人物的走私活动；民间航海贸易所达到的广泛区域；突出民间航运贸易及船员的发展。
3．漕粮军运与“运丁”管理。
明代漕运实行军事化管理,由中央漕司统辖,其组织采取卫所制和编甲连坐制,编队运行,以保证漕运的畅通和安全。运丁成为事实上第一批职业船员。为保持现役运军的数额,明政府制定了签补运军的原则和措施，鼎盛时期漕运运军达十数万人。
4．海员对防海御倭的贡献。
明代抗倭斗争中，普通船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戚继光的战船标准配置“每福船一只捕盗一名，舵工二名，缭手二名，扳招一名，上斗一名，椗手二名，上用甲长五名，每甲兵十名”，各种船形有各种配置，船员各司其职，协同作战，保证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三）清中前期传统帆船海员体系的日臻完善
1．清代的禁海与开放。
清初为防范郑氏集团的迁海政策；康熙开禁后对民间贸易的限制：①对出海人员的限制②对出口商品的限制③对出海船只的限制④对海船配备武器的限制；落伍于时代的外贸政策。
2．民间航运及海员的曲折发展。
郑氏集团的南洋贸易，康熙开禁后民间对日、对东南亚贸易、沿海沙船运输业的繁荣。
3．漕运旗丁的发展变化。
清代漕运承袭明制，实行军事化管理,维持着近十万职业水手的规模。这些人为了生存而结成各种帮派，最初的目的具有明显的互助共济性,但到清中叶以后,逐渐转向排它性和破坏性,从而对运河两岸广大地区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4．引水制度的确立与专职引航员的产生。
引航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南宋时期川江上有指引航向的“招头”；元朝在江阴设置“指浅提领”，为装运“漕粮”的船舶指引航道，以避开暗礁浅滩；明朝规定，凡驶往南京的朝贡船舶，进入长江后先停泊于太仓的“六国码头”，由中国官员检查后，再由“指浅提领”指引驶往南京。清朝乾隆年间，广州成为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的主要口岸，进出广州港的外国船舶很多，在那里有一批专门为进出港的外国商船提供引航服务的群体，古代引水制度至此确立。专职引水员的产生丰富了海员体系。
5．民间海员在军事航海与官方航海中的重要作用。
军事航海中技术船员的配备与作用；政治航海，例如出使琉球等属国封舟上船员的作用。
（四）我国古代的海员教育
1．发端于军事航海的海员教育。
明代水师分驻沿海与内河要害地区，“有警则随机策应，无事则分投教习”； 清代的军事航海教育更进一步，形成了水师定期操演制度化和“教习”专职化。
2．民间海员的“学徒制”教育。
从明末到清代，东南沿海出现了许多世代经营海运和海贸事业的家族，通过招募学徒、招赘女婿或收养义子的方式传袭技艺或生意。
3．《舟师绳墨》的教育理念及价值。
明清时期具有航海教育工具书性质的著作中，林君升的《舟师绳墨》最为重要。主体内容6个部分，其中“捕盗事宜”和“众兵事宜”是关于军事技术教育的，而“舵工事宜”“缭手事宜”“斗手事宜”和“碇手事宜”是关于航海技术教育的。
9. 我国造船第三个高峰期
周期性行业（Cyclical Industry）是指和国内或国际经济波动相关性较强的行业。
周期性行业的特征就是产品价格呈周期性波动的，汽车、钢铁、房地产、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其他周期性行业还包括电力、煤炭、机械、造船、水泥、原料药产业。
还有一些产业被称之为防御性产业。这些产业运动形态的存在是因为其产业的产品需求相对稳定，并不受经济周期性衰退阶段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防御性产业或许会有实际增加，例如，食品业和公用事业属于防御性产业。
扩展资料：
周期性行业分为消费类周期性行业和工业类周期性行业。
一、消费类周期性行业包括房地产、银行、证券、保险、汽车、航空等，消费类周期性行业兼具了周期性行业和消费行业的特性。
它们的终端客户大部分是个人消费者（银行还包括企业），虽然品牌忠诚度较低，但仍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需求虽然出现波动但总体向上，而且在中国基本上是刚刚启动的行业，市场前景巨大。除汽车、航空外，属于较轻资产型企业，行业景气度低谷时规模的弹性较大。
二、工业类周期性行业包括有色金属、钢铁、化工、水泥、电力、煤炭、石化、工程机械、航运、装备制造等。这些行业与宏观经济相关度很高，宏观经济复杂多变，基本不可预测（众多著名经济学家的预测往往也是错误的）。
而且产品价格波幅巨大、下跌迅猛（例如最近短短两三个月航运价格急跌90%，有色金属也是跌幅巨大），需求变化迅速而且周期长，有时投资者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产品成本受原材料影响明显，基本上属于重资产型企业，投入产出周期长，行业景气度高峰期大量的资本支出带来庞大的折旧和摊销，利润对产量的变化极为敏感，行业低谷时规模调整弹性小，影响盈利的不可测因素众多，所以盈利呈现高度的波动性，判断周期拐点的难度也较高。
另外石化、电力、石油等受政府价格管制的行业存在盈利意外下滑的可能性。